日前，温州新国光小区的住户集资26万元，安装了远程定向强声扩音设备，俗称“高音炮”，用于压制广场舞噪音。环保部门监测：“高音炮”音响分贝接近100，远高于广场舞音响分贝。“高音炮”压制了广场舞分贝，但招致其他人群的不满。“以噪制噪”战术，显然不能终结而只能激化围绕广场舞的冲突；“以噪制噪”是对抗，对抗不可能达成“广场和谐”，和谐的广场生活，需要的是妥协精神，共享精神；对抗双方需要一个共识：要找到最大“公约数”，以这个“公约数”作为行为准则，才能结束对抗，走向“共和”。
无论是广场舞还是高音炮，其特征都是高分贝的噪音占领整个广场，把“安静”驱逐出每立方厘米的空间。噪音和“安静”，本质的区别在于，噪音是排他的，是有攻击性的，有我无你。一方使用噪音，不用的一方受害，双方使用噪音，两败俱伤。而“安静”没有攻击性，不排他，互不干扰，你活我也活，双赢，都赢，没有输家。“安静”是妥协的、共享的。不会有人向一个在公园一角安静读书的人提抗议，说你太安静了，影响到我了。安静是一种自由，一种不打扰他人、不剥夺他人自由的自由。噪音也是一种“自由”，是一种只能我自由，你不该有自由的“自由”。广场舞和高音炮，都是排他性的自由。
一般情况下，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多在三种空间里度过，一是单位，二是家中，三是公共场所。除去购物、看病、下馆子，老年人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公园和广场。三种空间，其实是三种人际关系。相比之下，人们更习惯或善于在单位和家里与他人相处，而不善于在公园和广场生活。单位里有一整套明文规矩，每个人被安置在各自的等级里，不管你心里是否愿意，是否服气，行动上只有服从的份；在家里，都是自己人，和睦也好，冲突也罢，关起门来别人管不着（闹出人命除外）；在公园和广场，人和人没有上下级关系，谁也管不着谁，没有强制性的规矩来规范人与人的关系，自由得很。也不像家人之间有血缘关系，会互谅互让。
从被管束的地方来到充分自由的地方，往往不知道如何享用自由。我们缺乏在“广场”上和谐相处的传统，即公共生活中互相妥协、共享的精神。我们没有培养起这样的传统来。改革开放前的文革10年，全国人民忙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，一定程度上形成了“斗争哲学”的意识。改革开放后，国家生活以发展经济为主，“经济”二字一度占领了整个社会空间，既没有时间，也缺乏这个意识，培育公共空间，培育公共精神。经济发展了，城市硬件越来越洋气了，广场建得越来越多了，但没有相应的“广场精神”，当不同人群的利益发生矛盾时，就习惯性地捡起了“斗争哲学”，不同的只是，赖经济发展之功，斗争的器械与时俱进了。于是，广场是开放的，可供自由进出的，但人的内心是不自由的；没有自由的人把广场变成了“战场”。
如果新国光小区的高音炮一声炮响，能提醒我们知道自己缺少什么，开始学习妥协与共享，开始培育“广场精神”，一起来寻找“最大公约数”，这26万元花得很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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