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政府管的越少越好，无为而治。放松政策管制，随之而来的就会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。”在今天的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(莫干山会议)的小组讨论会上，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杨轶清说。学者们讨论的，是全面改革转型期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尴尬关系。“从四川汶川地震到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，老百姓越来越不愿意响应政府捐款的号召了。这是为什么？”讨论中，浙江敦和公益基金会理事王水华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。“不是政府对社会组织信任不够，而是老百姓对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信任不够。”这是云南物业管理学会会长宋有兴的答案。
在健全的社会治理模式中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之间的角色分工应当是明晰的，政府更多的是要做好宏观层面的工作，而社会组织更多的是要处理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务。
政府对红会干预过多，管了不该管的，这就是政府的越位。而今公民对于红会的信任危机就源于政府对红会的干预过多，政府一边拿着纳税人的钱，一边又号召公民捐款，这样容易引发人们对于红会的信任危机，从而降低人们捐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。
为此，政府就必须要明确自己与红会之间关系的角色定位。在宏观管理和制度设计上下功夫，而不必事必躬亲的去为红会募集捐款。随着社会发展，政府需要管理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，这些事情恐怕是政府一家所独木难支的。
揆诸当下，政府应当给予社会组织予充分的信任，培育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。但是，政府又决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对其放任不理。政府要积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，不断探索管理社会组织的新模式、新方法，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，治理效果的深层化。
具体到我国现状来看，红会作为一项公益性社会组织，必须要加强对其资金流向的实行监控，保障资金运行的透明化、阳光化、合法化，确保人们的每一分善心都不被挥霍。此外，政府还要加强税制设计，虽然公民捐款是一个道德问题，但是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唤醒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，让人们更加自觉主动的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，让富人更加热衷于慈善事业，让现有的利益既得者承担着应有的社会责任，从而促进社会更加和谐有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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